- 麦买提·乌斯曼;
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代聊手"代聊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并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其实,有些组织卖淫活动中"代聊手"代聊行为既不是正犯或者主犯的直接帮助行为,又不符合实行行为的构造,不能以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上升为实行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这种直接作用于帮助犯、间接作用于正犯或主犯的帮助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间接帮助行为。作为间接帮助行为的"代聊手"代聊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依附于组织卖淫罪中正犯或主犯行为,发挥着次要或辅助作用,符合组织卖淫罪从犯的该当性和违法性。
2021年01期 v.36;No.194 5-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6K] [下载次数:372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尚晓晓;
应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程序设计围绕效率价值展开,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浪费司法资源,因而应当被否定;实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公正价值难以全面保障,允许上诉是被告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对立平衡点在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一般应当以量刑根据发生客观变化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启动抗诉程序。其重点在于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原审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情况,权利保障到位的,应当提起抗诉以保障诉讼效率;反之则以抗诉错误为由撤回抗诉,待未来公正价值得以充分保障后,采裁量型上诉模式,防范滥诉以保障诉讼效率。
2021年01期 v.36;No.194 15-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2K] [下载次数:464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张志强;
裁判文书的公开使得大量个人信息被公开到互联网络中,必然吸引相关企业对其进行充分地挖掘与利用,不可避免地对诉讼当事人的隐私权造成侵害。在大数据时代,每一种处理信息的方式都需要根据具体的行为特点和影响范围,动态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国家机关需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谨慎公开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也需要容忍社会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对个人信息的利用。
2021年01期 v.36;No.194 25-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78K] [下载次数:1437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黄燕花;
行政诉讼中的"滥用职权"应限于对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不正当行使实体裁量权作出处理结果层面的审查。其包含客观结果明显不当和主观过错两方面要件。客观结果"不当"的情形主要有违反比例原则、无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或违背裁量基准、不考虑具体情况的裁量怠惰等,审查强度应以"明显"为限,给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尊让";主观过错包含故意和重大过失,主要情形有徇私枉法、打击报复、反复无常、不考虑相关因素或考虑不相关因素等。为免于"滥用职权"被虚置,客观审查和必要的主观审查不可偏废。
2021年01期 v.36;No.194 3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8K] [下载次数:694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0 ] - 张晶;
深圳监狱正在为全国监狱的新一轮改革先行示范,成为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文明的标杆,具有重要意义。以深圳监狱改革为样本,中国监狱改革具有四个维度,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监狱为主抓手,全力支持深圳监狱创新创先,实现监狱惩罚与改造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有特色,发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引领的作用。
2021年01期 v.36;No.194 40-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2K] [下载次数:565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